古代人对自然依赖是很强的。如果我们看一看元、明两朝人咏直沽的诗篇，诸如“蟹忆霜时贱”，“鱼傍海潮多”，“白鱼紫蟹四时肥”，“桃花春水上河豚”之类，便可以想象出，当时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与状况不过是“夕阳野饭烹鱼釜，秋水脯帆卖蟹船”的水平。直到清代，像离城垣较远的丁字沽一带，仍是“土釜炊红蟹，青丝钓白鱼”等简易的烹调方式方法。但我们不应忘记，正是这种简易的烹调方式方法，奠定了日后天津菜走向“应时”“应节”，走向特殊风味，走向更高档次的深厚基础。天津诗人周宝善的《津门竹枝词》中有“时逢节令馔求精”的话，道出了天津人为什么在饮食方面特别讲求“应时”、“应节”的习俗。所谓“应时”说白了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，以物产的季节性决定津菜的时令性。

    天津所产的河海鳞蚧，季节性极强，且不易保存，这就造成天津人吃河海鲜品非常讲究时令的习惯，而且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各有所偏。一种水鲜产品一经上市，数日之内购者趋之若骛，“津城处处，炊烟四起，食民大快朵颐”。

    所谓应节，就是对应节食品的特别重视。天津素以“农渔桑为先务，以诗书为要领”，“迩来五方杂处，逐末者众”，以致习尚奢靡，有更多的岁时俗礼传留民间。

    自古津民喜寿婚嫁、祈年祝福、祭祖敬先、谢神拜佛，都有原始的说法，也各有讲究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社会的进化，天津人对信仰淡远了，逐渐地形成了以食俗代礼俗，以食事做佛事，以美馔佳肴纪念各种节日的风俗，这种习俗已经沿袭至今。

    那么，天津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“应时”“应节”的呢？

    先从立春日说起。那天，是食青萝卜或紫萝卜、白菜丝，谓之“咬春”（有“咬断紫菘春恰到，一年生事卜春风”之意），“设宴，啖春饼”。

    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，原是农家风俗，辛苦一年的农民年终庆祝丰收，摆上猪、牛、羊、粮食、水果等供品，感谢神明的赐予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人们对神的崇敬逐渐淡薄了，上供的物品由人享用，敬神成为一种仪式，而饮食则成为重点。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两年”的三十晚上，家家都要吃饺子，取更新交子之意。过年这顿饺子至少要做成三鲜或四鲜的馅。

    正月初一，“皆素食”，“亲友诣门互拜，数日交相宴会，名日请春酒”。

    初二敬财神，吃全菜码捞面，意在进财源源而来。

    初三吃“攒馅儿”（取意“朝餐攒馅是三和”）。到后来，发展成初一饺子初二面，初三的合子往家转（赚），以及合子加八（取意“八日合子家不散”），合子加九，合子拐弯儿（合子原为团圆、合美的象征，这里取意“合子拐弯得利多”）之类。

    正月十五，除了“饴糯丸食之，日圆宵”（象征团圆）外，还要蒸刺猬、老鼠形的面点，上驮元宝（上供的时候，刺猬、老鼠的脸朝外；祭祀完毕改为脸朝里，表示已经把金银财宝驮回家了）。

    正月十五日是“填仓”节，照例是吃“干饭鱼汤”。

    偏二月初一是“太阳生日”，要剪纸为鸡，贴豆腐上，烙糖饼，供太阳。

    二月初二百虫皆蛰，谓之“龙抬头”，以谷糠引线龙至家，是日“食饼，煎糕粉（俗称“焖子”）”。

    每年春季惊蛰过后，冰雪消融，晃虾即至，渔民是破冬冰出海口拉冻网，两三天的时间仅能耗捞百余千克，如遇风害还有生命危险，所以此时打涝的水产品特别值钱。晃虾，顾名思义，是它上市的时间短暂，十来天一晃即过。晃虾身长四五厘米，皮薄肉嫩，肥硕鲜美，色泽粉白，可炒，可炝，或油炸，或脱皮后入馅，是名贵的海产品；稍过时日，则皮厚肉粗，味道逊色。